[9] 即使主张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者，也认为其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中的社会权，参见王锴：《环境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

现行宪法制定时的确认，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根据《共同纲领》，人民包含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

张知本：《宪法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0-51页。陈扬勇虽然注意到了两种体制的衔接问题，但没有注意到国家权力的分配命题，参见陈书，第86-99页。[106] 此外，依照《共同纲领》第十七条的规范指引，除关注规范本身，[107]还应注意到权利的保障机制，尤其是人民法院的定位也与民主和专政联系起来。法律上的国民只是义务承担的主体，而不具有权利。如果说古典的代议制理想是理性的公开辩论，[62]韦伯时代的代议制寄希望于大众民主时代的政治领袖，[63]社会主义传统下的代议制则将自身定位为国家消亡前的统治形式，在保有代议制的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直接民主的色彩。

[87]在这样一种层级集权的基础上，民主制约要求就表现为垂直管控的权力关系。《共同纲领》以其民主原则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宪法秩序，但伴随宪法修改与变迁，对现行宪法中民主原则相关规范的解释还应更多注意到其与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等规范的交互影响。宪法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在晚清时期开始输入中国，而晚清时期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要进行体系化的学术研究，就需要把收集的文献加以整理与类型化，寻求内在的学术脉络与发展规律，为之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尽可能清晰的学术演变史。人们只要肯在里头爬梳，什么宝贝都可以发见出来。这样的文献整理，不仅仅是文字录入，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是非常有益的。宪法学说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又会对社会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然，从文献史研究看，宪法典的整理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在宪法学文献史研究中，版本考证方法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

（四）构建宪法学的话语体系 宪法作为充满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最高规则，始终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传统，而这一特点在宪法学演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同时认为就我们做史学的人看，真不能不感谢先辈给我们留下这大份遗产。进行中国宪法学文献史研究并不是出于学术历史的怀旧，而是对宪法学历史的一种总结，其目的在于为现今的宪法学研究和依宪治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借鉴。宪法学著作是宪法学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相对于其他方面，中国学术界对宪法学著作的整理工作是有成效的，如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99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法律部分收录的宪法学图书，胡锦光和韩大元2004年主编的《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的《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李贵连2007年和2008年主编的《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以及华东政法大学何勤华和李秀清编辑出版的多种宪法学史料。

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会面临各种违宪现象，在解释与具体适用宪法的过程中，能否提供成熟的宪法理论是需要解决的实践命题。（一）挖掘中国宪法学的本土资源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宪法学发展进程中，学界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构成研究中国宪法史的基本素材。其中，宪法制度史是从宪法发展的制度变革层面来研究宪法的发展历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文，典籍也。

版本学是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版本学研究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通过广泛搜集不同版本，可以刊误纠谬，为校勘提供基础，避免谬种流传贻误后学。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125）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要成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就决不能是一个在学术研究上拾人牙慧、步人后尘的国家，否则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亦步亦趋，就永远不会有文化上的创新和自主性。线装书局2007年出版李贵连主编的《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收录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录，两院会合会、宪法会议、总统选举会汇编，两院会合会、宪法会议、总统选举会续编，宪法会议公报，中华民国宪法会议经过对照表，国宪起草委员会公报等，再现了民国初年制宪活动的很多细节，使读者直观感受到宪法学者为制宪大业付出的智慧和努力。

在法制史、思想史、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也进行了宪法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没有充分关注宪法学文献的专业性，有时以非专业的视角使用与评价宪法学文献，缺乏对宪法学专业性的深入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反映了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明发达程度，同时体现了学术共同体的责任与尊严。在学术文献的整理中，应当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综合考查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意义。中国宪法学外在性导致了中国宪法学话语的缺失本次宪法修改21条修正案，有11条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相关。四、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规定。

把这个宏伟目标载入宪法序言，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规律、科学布局，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这14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依据。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作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本次宪法修改距上一次宪法修改已经14年。首先，它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宪法保障。

(8)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将宪法序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在宪法层面体现了依法治国理念的新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理论指引。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通过后，这次宪法修改之前，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先后4次对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

在修改宪法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地各方面普遍认为，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是非常必要的、重要的。宪法修正案是一个整体，它全面体现了自上一次修宪以来党和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体现了我们党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这次宪法修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站在健全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完善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了统一战线制度，建立健全了国家监察制度等等，重大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宪法修正案共21条，包括12个方面：(1)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3)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回顾我国宪法发展的历程，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我国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保持根本性、权威性、稳定性的同时，根据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7月通过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立法方式确立了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我们说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专题： 宪法 。(12)修改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第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宪法保障。这样修改，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有利于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9)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法治发展道路的一致性，为监察委员会履职尽责提供了依据和遵循，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完善，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进步。